近日，教育部信访部门在一份回复给民间公益人士的回函中称，教育部正在推进有关工作。但学者觉得，教育部对校园性侵行为的定性过于简单模糊、处罚模棱两可，对性侵防治培训对象的锁定也有问题。
近年来，从中小学到高校校园，校园性侵案件屡禁不止，颇令民间反感。作为全国学校的主管部门，不少民间人士期望教育部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近日，教育部在一份回复给民间公益人士的回函中表示，教育部正在推进各高校的守卫机构强化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，并将防治性侵害作为高校女孩安全教育的要紧内容，以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提升自我保护能力。除此之外，教育部还将会同有关部门，加大对防治校园性侵事件有关规范和机制的打造与健全。
教育部的此封回函，源起于2014年12月4日几名公益人士的诉求行动。当日，李麦子、肖漂亮等数名年轻女人来到教育部，期望就近期几年间频发的校园性侵案件，与教育部的有关负责人士对话，并敦促教育部加强对校园性侵害的防治力度。
诉求者的对话建议，遭到了教育部信访部门员工的婉拒。在对话遭拒后，她们随即使向教育部信访部门提交了《关于教育部加大校园防治性侵害机制建设的建议信》。
2015年2月十日，李麦子、肖漂亮等人，收到了教育部信访部门在1月6日发出的前述回函。在回函中，教育部围绕着加大高校守卫工作队伍培训、加大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对于性侵害案件加害人（犯罪嫌疑人）的惩处等三个方面，进行了回话。
在回函中，教育部还特意引述了在2014年十月9日颁布的《关于打造完善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建议》。在这份《建议》中，专门针对高校教师的师德规范，列出了包含学术不端、担任影响教学的兼职、收礼等行为在内的七项禁令。在这七项被称之为“红七条”的禁行行为中，第七項便明定：高校教师不能“对学生推行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”。
《建议》还明确规范，“高校教师有此类行为的，依法依规给予处分直至开除，并打造问责机制，对教师紧急违反师德行为导致不好的影响或紧急后果的，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”
对于教育部的回复，诉求者之一李麦子表示：在预防性骚扰方面，教育部的确颁布了积极的政策规定，“但措辞比较守旧”。李麦子举例称，海外的一些大学，比如哈佛大学近期已正式宣布，禁止该校教学职员和本科生之间发生性关系、甚至是恋爱关系。除此之外，该校教授不能同他们指导的研究生发生性关系；存在指导关系的本科生及研究生（如助教）之间的性关系，也被纳入封杀名单。
李麦子说，“但教育部在‘红七条’中写的却是‘不正当关系’，教育部的措辞不够明确。”
“妇女传媒监测网”的负责人吕频也表示，“红七条”仅从师德的角度，对教师进行了道德性的约束，但并未在惩治性侵方面，拿出实质性的应付举措。同时，“红七条”还忽略了师生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，受害者鉴於其弱势地位非常难主动揭发、控诉施害者的事实。另外，在《意見》的规定中，也未明确规定赔偿的细节。
云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欧晓鸥则觉得，教育部这封回函的态度和认识，凸显了性侵防治工作中的三个问题。一是对校园性侵行为的定性简单化且模糊不清；二是处罚手段不清楚，致使在实行过程中，恐将出现“模棱两可”和“弹性操作”的可能性；三则是对性侵防治培训对象的选择、锁定有问题。欧晓鸥讲解，《建议》一方面未将性侵防治纳入培训内容，其次却强调要加大高校女孩的自我保护意识，而忽视了男士，“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在推卸政府和高校，作为预防校园性侵机制建设责任主体的义务。”
2014年8月，民间公益组织“妇女权利关注互联网”曾向31个省市的公安部门及教育部门发出申请，需要公开各省五年内的校园性侵案件数目及有关处置结果。但在发出244份信息公开申请后，只有19个政府部门公开了案件数目，回复率仅为6.5%。
